典型案例

　　劉某，A區房屋安全鑒定所副所長，受該區房管局委派，擔任甲片區征收項目組組長。陳某，A區國有B公司辦公室主任，負責配合甲片區征收項目組，處理涉及本公司資產的征收事宜。

　　2020年征收工作啟動后，陳某得知B公司乙樓棟（系無產權證工業用房）屬于征收范圍。為騙取補償款，陳某在公司內部臺賬中將乙樓棟性質填寫為住宅用房，并謊稱征收工作需要，在駱某等七人名下各登記1間房屋，要求在收到補償款后轉交自己，駱某等七人在不知情的情況下予以同意。按照征收工作規定，房屋性質及權屬情況需由征收項目組核實確認。為順利通過審核，陳某找到劉某告知其更改乙樓棟性質的實情，并提出一起合作騙取補償款。二人商議后約定陳某將乙樓棟的另外4間房屋交由劉某登記，劉某對陳某登記的7間房屋予以確認，各自獲取相應的補償款。隨后，劉某采用與陳某相同的方法，以欺騙方式將4間房屋登記在萬某等四人名下，萬某等四人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同意收到補償款后轉交劉某。在劉某審核通過11間房屋的性質及權屬情況后，國家按照每間31萬元的價格進行了征收。陳某收到駱某等七人中五人轉交的補償款，劉某收到萬某等四人轉交的補償款。

　　分歧意見

　　本案中，對劉某、陳某的行為如何定性以及犯罪金額如何認定，有四種不同意見。

　　第一種意見認為：陳某以駱某等人名義騙取7間房屋征收補償款的行為構成職務侵占罪，將4間房屋交由劉某登記的行為構成行賄罪，應數罪并罰；劉某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收受4間房屋征收補償款，并為他人謀取利益，構成受賄罪。

　　第二種意見認為：陳某違規處理11間房屋的權屬登記，致使公共財產遭受損失341萬元，構成濫用職權罪；劉某利用職務上的便利騙取4間房屋征收補償款，構成貪污罪。

　　第三種意見認為：劉某、陳某均構成貪污罪，陳某貪污金額為7間房屋的征收補償款217萬元；另外4間房屋交由劉某處置后，陳某已無實際支配權，對應的征收補償款124萬元由劉某承擔刑事責任。

　　第四種意見認為：劉某、陳某構成貪污罪共犯，二人主觀上具有非法占有征收補償款的共同故意，客觀上各自利用職務便利共同實施了騙取行為，應當共同對11間房屋的341萬元征收補償款承擔刑事責任。

　　評析意見

　　本案中，筆者同意第四種意見，具體分析如下：

　　一、從財物性質上看，陳某的行為不構成職務侵占罪

　　貪污罪與職務侵占罪均體現為行為人利用職務便利，侵吞、竊取、騙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他人財物，二者的一個主要區別在于侵占的財物性質不同。職務侵占罪的侵害對象是非公共財物，即非國有公司、企業或者其他單位的財物；貪污罪的侵害對象是公共財物，即刑法第九十一條規定的“公共財產”。本案中，劉某、陳某的行為侵害對象是11間房屋的征收補償款，撥付主體為國家機關，在性質上屬于“公共財產”中的國有財產，故而職務侵占罪不能成立。

　　二、從主體身份上看，陳某的行為不構成濫用職權罪

　　依照刑法相關規定，瀆職犯罪的一般主體是國家機關工作人員，相較于貪污受賄犯罪的一般主體為國家工作人員，內涵有所不同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《關于〈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〉第九章瀆職罪主體適用問題的解釋》對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范圍進行了明確，規定了“在依照法律、法規規定行使國家行政管理職權的組織中從事公務的人員”等三種類型，認定的關鍵在于是否代表國家機關從事公務。本案中，陳某系國有企業員工，其職權來自于B公司授權，負責配合處理涉及本公司資產的征收事宜，既未接受國家機關委托，也未從事公務，故而不具有濫用職權罪的主體身份。

　　三、劉某、陳某的行為應認定為貪污罪共同犯罪

　　貪污罪和受賄罪均以國家工作人員所具有的職權為基礎，貪污罪的本質在于“監守自盜”，利用職務便利侵吞自己管理、經營的公共財產；受賄罪的本質在于“權錢交易”，利用職務便利索取或收受他人財物，為他人謀取利益。在貪污案件中，行為人將職務權力作用于管理、經營的公共財產，采用侵吞、竊取、騙取等方式予以非法占有。在受賄案件中，行為人將職務權力作用于行賄人請托的事項，并收受財物作為“交換”。

　　本案中，陳某將4間房屋交由劉某登記，以換取劉某對另外7間房屋登記的認可，看似是“權錢交易”，實則是共同侵吞公共財產。首先，二人在主觀上明知征收補償款由國家機關撥付，陳某以4間房屋登記為媒介，與劉某形成共同騙取國有財產的犯罪故意。其次，二人在客觀上各自行使職權，分別實施了虛假登記、違規審核等行為，共同完成對征收補償款的騙取。再次，二人在犯罪過程中不存在“權錢交易”和請托事項，不法行為侵犯的客體是國家對公共財物的所有權，而非職務行為的不可收買性。因此，劉某作為國家工作人員，利用審核職權與陳某勾結共同騙取征收補償款，二人應當以貪污罪共犯論處。

　　四、劉某、陳某應當共同承擔刑事責任

　　我國刑法確立了共同犯罪“部分行為全部責任”原則，行為人要對參與的全部犯罪事實負責，進而根據各自的地位和作用，承擔相應的刑事責任。本案中，劉某、陳某二人的主觀故意與客觀行為均及于全部11間房屋，并共同實現對法益的侵害，因此，都應當對全部犯罪事實和犯罪金額負責。在國家機關全額撥付11間房屋的征收補償款后，劉某、陳某的共同貪污行為即已整體既遂，其中2間房屋的征收補償款未實際轉移給陳某，屬于貪污既遂后的贓款去向問題，僅能作為酌定量刑情節供司法機關參考。（重慶市九龍坡區紀委監委 伍晉 楊黎）